死亡是与生俱来的，正如《抱朴子•勤求》所言，“人在世间，日失一日，如牵牛羊，从诣屠 所，每近一步而转近”闭。人必有一死，死亦无可惧，对于死者甚或可以说是一种解脱，成了 蒲松龄所说的真正的“快活”之人，但是死者之死给生者留下的却是千悲万恨，尤其是至爱亲朋 的幼年夭亡、英年早逝所带来的更是椎心饮泣、刻骨铭心之痛。
围绕死者的死亡丧葬，或陈哀抒悲，或颂德铭功，产生了种种悼亡送终的文体，形成了蔚为 大观的丧葬文学。而我国古代强烈的“慎终追远”意识和繁缉复杂的丧葬礼仪，则更促进、强化 了丧葬文学的发展，代代佳作迭出，经久不衰。‘从文体上看，有挽歌、祭悼诗词，亦有骄赋散文， 文章类又包括诛文、哀辞、哀策、祭文、吊文、墓志、碑文等。它们虽同属丧葬之作，但起源、 发展及特性又各有不同，现简介如下:
1、诛
诛本是古代六辞之一，《周礼•春官•大祝》曰:“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，一曰祠，二曰 命，三曰浩，四曰会，五曰祷，六曰诛”，郑《注》:“诛，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，主为 其辞也”，刘韶《文心雕龙•诛碑》亦说:“诛者，累也;累其德行，族之不朽也……读诛定 溢，其节文大矣”。可见，诛辞与谧法密不可分，是议定溢号的重要基础和必要环节，古人 往往通过诛辞记述生平功过，再据此议定溢号。
诛这一文体大约起源于西周，先秦诛文今多不传，现存早的诛文是鲁哀公所作《孔子诛》(《左 传•哀公下》)，言简而情哀。两汉创作增多，杨雄、杜笃、傅毅、苏顺、崔媛、张衡、蔡岂、卢植 等人都有诛文作品。至此，诛文的基本范式已经确立，就是先述德行再加写哀，也即刘姗所言:“盖 选言录行，传体而颂文，荣始而哀终”。汉诛诛主一般都是王公贵族，作者也只代表官方立 场，重在颂德，写哀多是为衬托诛主之德的应景文字，且多只抒群体之悲而不及作者本人情感， 所以这时的诛文只是表彰功臣的实用文，无法成为一种抒情文体。
魏晋是诛文发展的高峰，也是这一文体发生新变的时期。诛主不再局限于王公贵族，已扩展 到一般士人百姓、亲朋好友，诛文的抒情写哀色彩明显增强，逐渐成为人们哀悼骨肉亲朋，抒发 个体伤悼之情的抒情文体。陆机《文赋》干脆不提诛文的述德功能，直接说“诛缠绵而凄枪”，可 见这一文体的新变。
魏晋南北朝后，由于哀辞、祭文的发展，诛文受到排挤，范围越来越窄，作品日益减少。只 有少数诛辞在魏晋南北朝所拓展的抒情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，以抒写今昔存段的真情实感为其 要旨而名垂后世，如陈子良《平城县正陈子干诛》、李华《德先生诛》、柳宗元《唐故衡州刺史东 平吕君诛》、归有光《思质王公诛》、曹雪芹《芙蓉女儿诛》。徐师曾曾言:“盖古之诛本为定溢，而今之诛惟以寓哀，则不必问其溢之有无，而皆可为之。至于贵贱长幼之节，亦不复论矣”，正道出了诛辞的演进变化之迹。
2、哀辞
现存文献中早对“哀辞”作出阐释的是挚虞《文章流论》，“哀辞者，诛之流也。崔缓苏 顺马融等为之。率以施于童荡夭折，不以寿终者。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，命徐干刘祯等 为之哀辞。哀辞之体，以哀痛为主，缘以叹息之辞”，认为哀辞是从诛衍生出来的，以夭折幼童 为哀悼对象。
刘赛基本继承了他的观点，认为“以辞遣哀，盖不泪之悼，故不在黄发，必施夭昏……原夫 哀辞大体，情主于痛伤，而辞穷乎爱惜。幼未成德，故誉止于察惠;弱不胜务，故悼加乎肤色” 也强调幼弱夭亡和痛伤爱惜之情。但他们所列举的作品大都己经佚失，无法得其详情，而刘船提 到的《黄鸟》中的三良也非年幼夭亡者。现存哀辞中符合挚虞、刘韶界定的有曹植《行女哀辞》、《仲雍哀辞》，潘岳《金 鹿哀辞》、《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》以及陆机《吴大司马陆公少女哀辞》，梁简文帝《大同哀 辞》等。但也有个别以哀辞为名却不悼年幼夭亡者，如《三国志•魏书•陶谦传》中记载张昭为 六十三岁而逝的陶谦作哀辞，另外孙楚的《胡毋夫人哀辞》也非为幼童所作。可以说，哀辞是以 童荡夭折者为伤悼对象的文体，同时又有以哀辞为名的一般祭文存在。而到隋唐，“哀辞”日益泛化，丧失了作为独立文体的特征，出现了许多以此为名哀悼成人的 作品，如韩愈《独孤申叔哀辞》、《欧阳生哀辞》，柳宗元《杨氏子承之哀辞》等，哭悼幼夭者反而 极少，哀辞与一般祭文没有什么明显区别。